郭沫若史学在“文革”中的跌宕遭际
在持续的十年“文革”岁月里，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停滞。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开始，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的巅峰，影射史学的影响不断扩散，对中国学术领域构成了严重的践踏和伤害。在那个充满动荡与混乱的时期，郭沫若的学术生涯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起伏不定的命运，与他的个人遭遇相互映照。
【壹】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中，郭沫若的“经典”地位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彼时，郭沫若作为“文化旗手”的革命角色及其学术研究获得高层领导的正面评价，这两者均对关于郭沫若的学术史描述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的‘周秦’一词，实则指的是周秦之际，正如我们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者称为‘周秦诸子’一般。‘周秦’二字不可分割。换言之，‘自周秦以来，中国即进入封建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转变，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
显而易见，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郭沫若的作法确实存在瑕疵，他“刻意牵合”，如同解经一般，一味地从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中挖掘所谓的深意，这不仅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途，也显得对领袖人物的不够尊重。当然，若回顾1949年后的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观点，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史学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自1973年起，毛泽东对古代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有了新的认识。若将他的观点与当时的多种古史分期理论相比较，则可视为他从“西周封建论”过渡到了“战国封建论”。他明确提出，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明确表示了对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的认同——“我赞同郭老的分期方法，奴隶制应划在春秋战国之间为界”，“郭老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是正确的”。
自然，毛泽东对古史分期观点的演变及对“战国封建论”的赞同，对于古史分期体系早已稳固定型的晚年的郭沫若而言，已经不再构成重要议题。事实上，从整体来看，郭沫若始终以学术的态度对待古史分期的讨论以及他本人的“战国封建论”。他一贯强调，解决分期问题的关键在于获取更多如“战国以前的铁器”这样的“确凿证据”，并呼吁“与同仁携手并进，务实深入地进行探讨”，最终依赖学术途径而非其他力量来达成共识。正如他所言：“在学术领域内，应当展开自由的辩论，让各种观点得以充分展现，绝不可轻率作出结论。”
【贰】
我国在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进程中，以及封建制确立后的“过渡”阶段，都曾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激烈“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自春秋战国时期起，贯穿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主线便是儒法之间的斗争。儒家代表的是旧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而法家则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儒法之间的冲突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四人帮”在论述中国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时，基本上是以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重大变革时期为依据。换言之，他们借用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作为依据。一方面，这源于毛泽东对“战国封建论”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以毛泽东在文史方面的言论作为影射史学的依据，以此自圆其说，成为其一贯手法。同时，客观上，“战国封建论”所描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斗争状况，为“四人帮”构建儒法斗争理论、大行“批孔”“评法批儒”之实提供了便利的现成框架。
显而易见，在“四人帮”将“战国封建论”确立为毛泽东所支持的“定论”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推断，对郭沫若的分期观点持有异议，不仅是对郭沫若同志或他人的不敬，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反对。这种情形从根本上剥夺了其他分期学派与“战国封建论”进行平等交流的权利与机会，使得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成为独步一时的权威，被尊奉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这种状况在郭沫若及其“战国封建论”在当时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与学术界中留下了不良影响，尽管郭沫若本人及其理论本身并无过错。因此，随着“四人帮”及其影射史学的落幕，人为设置的“禁区”也随之解体，长期受到压抑的学者们重新获得了学术自由。在此背景下，曾被“四人帮”视为“禁区”的古史分期讨论再次掀起热潮。其中，一度独霸一时的“战国封建论”亦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与总结，并在反思“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形态及其演进过程进行了新的探讨。
【叁】
在郭沫若的史学作品中，与“文革”及“评法批儒”运动紧密相连的，或许非《十批判书》莫属。这一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对孔子、儒家、秦始皇以及法家的态度与倾向。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所持的扬儒抑法的评价立场——推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批评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的暴政——与毛泽东的孔子观及“评法批儒”运动的整体走向几乎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逐渐表现出尊法反儒、扬秦抑孔的倾向。至1968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31日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再度发表讲话，并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孔子的评价问题。他提到：“支持孔子的，我们这里就有郭老，范老似乎也有几分崇孔的倾向，毕竟你的书中附有孔子的画像。至于冯友兰，则是孔子的拥趸。而我，则持保留态度，对孔子并不特别推崇；在我看来，孔子代表着奴隶主和旧贵族的利益，我更倾向于这一观点，而非认为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与郭老在这点上观点并不一致。你那《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点上，我也不太赞同。”
林彪出逃事件爆发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命运出人意料地与林彪紧密相连，引发了“批林批孔”的运动。这场运动虽始于1974年春季，但在此之前，“批判”的浪潮早已悄然涌动。特别是郭沫若所著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推崇、对法家及秦始皇的贬低等观点，在当时显得格外不协调，因而被视作尊孔反法的典型作品，屡遭毛泽东在多个场合的指摘。
1973年7月4日，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对话中，毛泽东强调：“我诚挚地建议同志们抽出时间阅读一些书籍，以避免被知识分子所误导。诸如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等人所引发的种种争论，我都不愿再参与。郭老近期又宣称孔子为奴隶主的圣人。他在《十批判书》中自称倡导人本主义，即以人民为本位的主义，孔夫子同样秉持此观点，与他不谋而合。郭老不仅崇尚孔子，还反对法家思想。这一点，国民党和林彪也是一样的。”
在同月17日的一次接见中，毛泽东再次提及了类似的观点，面对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时他说道：“有人指责我，称我为秦始皇。秦始皇曾焚书坑儒，但所坑者仅为一派，人数不过四百六十余人，他推崇法家思想。郭老对历史分期之见解，其正确性不容置疑，然而，他的《十批判书》中存在误差，实则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而反对法家。法家思想，毕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这种力量……秦始皇作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坑儒之举也仅涉及四百六十余人。”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亲自签署了当年中共中央的首份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此举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紧接着的1月25日，江青主持召开了驻京部队以及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出席并担任了当日下午会议的主持工作。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也被特别邀请参加此次大会。会上，江青对郭沫若进行了点名批评。她提及，1973年5月，自己在毛泽东的住所中发现桌上摆放着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的大字版。毛泽东曾赠予她一本，并言：“我赠予你的目的在于批判之用。”随后，毛泽东即兴吟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江青随即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并对每句诗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和发挥。她强调，这首诗已在外界广为流传，要求与会者在大会上展开讨论。
“春雷震撼天地间，沧海巨龙争吐珠。秦皇功绩百代传，孔老二罪有应得。十次批判错明显，柳论高瞻映红朱。愿随工农同步伐，洗净污浊绘新图。”在诗中提及“十批”与“柳论”，显然是对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的直接回应，这体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立场的支持。这种回应背后的真实动机引人深思，众说纷纭：可能是出于在压力下本能的自我保护，也可能是郭沫若对毛泽东晚年决策的坚定信念及对个人崇拜的情感流露，或是他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也可能是通过诗中的夸张手法如“明如火”、“灿若朱”来隐晦地表达内心的不满。然而，鉴于材料的限制，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确切答案。
“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潮流的，他大体上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立场，渴望积极运用文化力量增进人民幸福。”孔子的“仁道”是“牺牲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应当是所谓的至善”，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潮流的，这也是人的发现；孔子所强调的礼制，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在礼的形式下注入了新的精神，二层是将‘礼不下庶人’的礼制普及到庶人，至少在精神层面”，因此，孔子的仁道与礼制的关系，便是“将仁道的新精神融入旧的形式之中”。
因此，声称郭沫若“完全摒弃了多年来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无保留地向政治权力屈服”的观点难以成立。实则不然，步入晚年的郭沫若尽管依旧身披诸多政治光环，然而在汹涌的政治浪潮中，他反而愈发倾向于以学者的身份自居，在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中，流露出了其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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